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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藏后最深的感受是:西藏让我们经受了三种磨练,援藏生活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中央国家机关七位女同志,她们是: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刘莉,区农发办副主任马卫红,区妇联副主任吴新平,西藏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屈玉琦,西藏日报技术部副主任夏勤,民航西藏区局候管部徐佳伟。人们亲切地把我们称为“七仙女”。
我们于2004年7月31日和中央国家机关企业单位第四批援藏干部一道,抛家舍子,不远千里来到西藏,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援藏生活。当我们登上北京飞往拉萨的飞机的时候,心情是兴奋而复杂的。我记得当我在机场向我爱人和孩子挥手告别的时候,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是的,作为女同志援藏,面对的问题将会更多。我记得,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电话里告诉我:刘萱,你不是说诗在西部吗?现在有一个让你发挥诗意的地方,那就是西藏,因为其他同志有困难去不了,你能否把诗人的浪漫转为现实,考虑一下援藏的问题……。
当时,我的爱人不在北京,我根本来不及跟他商量,第二天我就回复赵主任说: 既然组织需要我,那我就去吧!当我把援藏的决定告诉我爱人时,他瞪大了眼睛说:刘萱,你简直是疯了!我沉默半晌,从沙发上跳起来说: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疯了!求求你这次你千万不要拦着我了,我从小长大无数次在作文里,文章中表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过,你让我兑现一次行吗?当我把我的决定告诉年迈的父母的时候,我看见我母亲的眼泪“唰”地一下子流了出来,我急忙一边为母亲擦眼泪,一边安慰说:没关系,我只去一年多,最多两年就回来……。
我们七位女同志来援藏,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难言的故事和痛苦。刘莉在援藏的一年多里,经历了母亲去世,家庭变故,兄弟患绝症的痛苦,但她从未叫过一声苦,兢兢业业工作,受到大家好评。马卫红连续六年援藏,克服了许多困难,总是那么朝气蓬勃,今年她被评为了全国“三八红旗手”,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吴新平为西藏的妇女发展事业积极奔走呼号,为区妇联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屈玉琦大姐来西藏的高原反应最严重,但她从未因身体不适而影响工作;夏勤来援藏时,孩子才八个月,他们单位本来援藏的时间为一年半,但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再延长一年半援藏时间,让我们深受感动;年龄最小的徐佳伟更是不甘落后,将新婚不久的爱人动员一起来援藏,他们愿意把美丽的爱情献给雪域高原。我们七位女同志每年的在藏率都达300天以上。
去年,我在散文《又见拉萨》中,有这样一句话:“到西藏工作,远离家和亲人,条件比内地艰苦,但六个月来我的体会是:我失去了自己曾经不愿意失去的东西,但却得到了许多人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在拉萨的这六个月,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幸福的时光……。”而今天我还要加上一句:援藏生活必将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这也是我们七位女同志的心声。
一年多以来,我自己经受了三种磨练:
一是身体适应高原气候和生活的磨练。刚来拉萨时,与许多援藏干部一样,不适应高原气候,经常睡不好,吃不好,身体日渐消瘦,经过一年多的磨练,我积极向“老西藏”和藏族同胞请教,加强自身调节,现在,我已适应了高原气候,并学会了喝酥油茶、甜茶、学会了吃糌粑,奶渣、风干肉,喝青稞酒,即便到了乡下,也能和老乡们一起同吃同住。正是因为这样与藏族同胞零距离的接触,我更多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需求,了解了藏民族的风俗文化、历史沿革,以及西藏四十多年来的沧桑巨变,这些非常有利于工作。现在,我已深深地爱上了藏族同胞,爱上了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
二是新的工作的锻炼。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虽然我在中央外宣办时起草了六年全国外宣工作要点,但对于西藏的外宣工作知之甚少,很多时候切入不到外宣所存在问题的要害。
西藏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区,是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在这里,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斗争意识,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外宣干部,除了熟悉外宣业务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宗教政策水平,熟悉西藏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现代化发展的轨迹,还要懂得新闻宣传规律,善于用最适合对外介绍西藏的方式方法宣传介绍西藏。
我接受过国外媒体的采访,颇有感触,他们提出的有些问题很尖锐。去年底,英国著名大导演乔纳森准备制作一部通过中国官员视角反映中国情况的电视专题片《中国》,我在拉萨接受乔纳森的采访时,他有一个问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如果国外用“西藏问题”鞭打你们,你们怎么办?面对镜头,当时我立即纠正:请你收回“鞭打”两个字,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犯了错误的时候,才会伸出小手被大人“鞭打”,而我们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没有犯任何错误!相反,你们所看到的拉萨,从过去的一条街、三个商店,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样子,不知你从大街上自由朝佛和转经的藏民的笑脸上看到了什么?后来这位导演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
在接受那次采访后,我也感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比如对西藏的了解,对政策的把握,对外国受众介绍情况的方式方法包括语言等等。于是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阅读大量关于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政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书,在读书的同时,一有机会,我就下基层,去了解一个更为直观真实的西藏。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实践,我才真正找到了一点对外宣传西藏的“感觉”。
三是远离家、亲人、孩子的磨练。我自从成家后就没有这么长时间地离开过家和孩子,尤其是孩子才刚上初中,正需要母亲各方面关爱的时候,常常一想到孩子,心中就涌动着泪水。很多时候,我只能用写作来抒发对孩子的思念之情。刚来西藏时,我在写给儿子的诗中这样写道:
当寒冬来到心的深处的时候/我生命中的你在遥远的地方孤独/你才刚刚过完十二岁的生日/我就在你生日的烛光中告诉你我要西去的消息/你不敢相信我的决定/清澈的眼睛里堆满了疑问……/离开你的那个早上/我们一起去往机场/你凝望着车窗外的初秋/脸色有些枯黄/苍白的小脸上没有了我常见的稚气/我第一次见你这么沉默/这沉默也许会成为/我无尽思念与疼痛的雪线从此在我的生命中永不退去……。
可是当我看到许多长期在西藏工作的夫妇只能将孩子放在内地,长期不能享受天伦之乐时,看到“老西藏”们“献了青春期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西藏的巨变所作的贡献的时候,我又感到自己这一点点牺牲真算不了什么!我常常告诫自己:既然我选择了援藏,我就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没有理由虚度这宝贵的三年光阴。一年多来,西藏的博大和神奇,让我更加体会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在给中央外宣办原主任赵启正的信中写道:
“西藏,让我懂得了物质的东西永远满足不了人的欲望,而精神却能让自己的生命真正美丽。”
每次我从内地休假回来,与我一起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及时来看我,在带来真诚热情的同时还带来了水果和生活用品。每逢国庆中秋等节日,区党委组织部和对口支援处的领导和同志们都会打来电话和寄来贺卡表示慰问,我所在的国务院新闻办各级领导和人事部门的同志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示慰问。我常常心中涌动着一股股潮湿的感动。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悄悄地流下热泪,对着夜空,对着我自己,我常想,我惭愧于我所付出的和我所得到的,我也骄傲于我所失去的和我所拥有的,有了这样的生命历程,还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呢?——这既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们七位女同志的感受。
我们援藏干部自身也反省自己,向自己提几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将全身心投入到了对口支援的工作中?我们是否对自己是高标准、严要求?有没有镀金和混日子的思想和行为?我们究竟在这短短三年中想为西藏人民、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发挥自身优势和长处,既带进新思路,又很好地配合当地干部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援藏干部应该做到四句话:一是站好位,不越位;二是要帮忙,不添乱;三是了解西藏,立足长远,既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碌碌无为;四是在学习中开拓,在开拓中上台阶,上水平。
各位领导、同志们,怎样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为西藏人民作点什么,是我们每一位援藏干部都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七位女同志决心结合当前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八荣八耻”荣观教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辜负所在单位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厚爱和关怀,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积极树立援藏干部政治坚定、执政为民,乐于拼搏,顾全大局,廉洁自律的良好形象,向西藏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最后,我想说:
我为自己在人生美好的年华里与西藏有这样的缘分而欣慰,我既然来了,一定要为西藏作点什么,不,一定能作点什么!因为,西藏,定会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首诗,一片永远不会褪去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