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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三大流派佛教造像艺术

阿育王,一个血雨腥风的召唤者;同时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修行者。这个孔雀王朝的“恶暴”之王,在同佛教高僧优波毯多次长谈后,终于在佛祖庄严而慈悲的塑像下顿悟,皈依佛门。于是,佛教迎来了继释迦牟尼之后的第二位重要人物。

  在他的推崇下佛教开始在亚洲地区广为传播。南传佛教扎根于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地,被称为巴利语系。北传佛教分为两支,一支从印度抵达西域,在汉朝时传入中国、日本、朝鲜等地称为汉语系;另外一支则在西藏地区传播,称为藏语系。相同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壤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三大流派,同时也造就了各具特色的佛像雕刻艺术……

藏语系佛像——苯教与外来元素的完美融合

  佛教没有传入西藏以前,藏民族信奉原始的苯教。在公元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佛教从印、汉两地传入西藏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形成时期。公元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500年间,佛教再次从印度传入,促成了藏传佛教的大繁荣。藏传佛教源于印度,但吸收了原始苯教一些神祗和仪式,在造像上更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苯教神像的遗风在藏地佛像的脸上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表情。

  藏语系佛像最大的特点便在于其形象一旦形成便固定下来成为模板,几百年前的佛祖像或者观音像与当代的相差无几:释迦牟尼像左右必定有两位弟子护法,药师佛的左右一定会出现日月二神……制作佛像和唐卡的工匠在正式“上岗”之前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不仅要掌握纯熟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将各种佛的造型和规制烂熟于心,在制作过程中不能有丝毫差池,也不允许任意发挥。这一切都源于藏族同胞对佛的虔诚和敬畏,在他们心目中更改佛的形象便是对佛祖的不敬,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藏传佛教的佛像造型极为丰富,有慈眉善目、面貌安详的显宗佛像;凶神恶煞、多首多臂的密宗佛像;妩媚动人的度母像;面目狰狞的佛母像;极美与极丑、极善与极恶的众神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多彩多姿、反差强烈的众佛神世界,这样的多神崇拜具有典型的印度风格。其中祖师系、佛系(一般密宗的佛像在前;显宗的佛像在后)、菩萨系、佛母系、罗汉系、护法神系、财宝天王系构成了藏传佛教佛像的重要分类。在藏传佛教佛像之中,祖师的地位较为尊贵;男女双身像是藏传佛教中特有的内容。

  将佛像分为藏东(昌都、四川藏区、甘肃、青海)和藏西(以阿里为代表)两个部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藏地造像艺术的特点和演变。

  藏西的佛像,受克什米尔的影响较大,也有东印度造像特征在佛像上显现。在古格王朝时期,有大量东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的高僧来此传教,不同地域的造像风格也被融进藏西铸像艺术中。藏西佛像一般在精细的璎珞、臂钏、手镯或坐垫外镶红铜或者镶银,而镶绿松石、宝石的不多见。从整体来看,大多数是细腰、眉长耳阔,佛的眼睛镶银、佛的胸部呈三角形,一般耳环是空的,佛的臂钏非常饱满,但是胎质较薄。

  藏东与中原地区关系更为密切,在造像的特征上受汉传佛教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这里的佛像既有汉式特征,又有藏式特征。此处菩萨的造型大多数是宽额阔脸,颧骨部比较高,鼻翼宽而肥,佛像的胸部比较宽厚,显得雄壮有力,而菩萨像的胸部多采用汉式衣纹手法。
 

汉语系佛像——外来艺术的彻底汉化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日授《浮屠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与藏语系佛像的千佛一面不同,汉语系佛像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不同朝代具有鲜明的特征,造像风格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从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开始,佛教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最后在产生了中国化的禅宗后走向衰落。这一切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接受这种外来宗教到改造、消化并最终摆脱它的过程。中国人固守着自己的理性主义,这也是为什么这片土地上,不会产生印度教中梵天、湿婆那样极端恐怖神秘的神灵,而塑造出与现实生活相贴近的神佛造像的原因。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的佛像雕塑脸上那种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正是当时门阀贵族的审美体现。“秀骨清相,似觉生动,若对神明”便是那个时代佛像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在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中,尚存部分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让我们仍然可以直观地看到 “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这种飘渺形容背后的真实形态。

  伴随着隋唐王朝的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渐渐形成了与战火连绵的南北朝截然不同的美的典型。佛像雕塑的秀骨清像、婉雅俊逸明显消退,隋塑的方面大耳、质朴拙重等过渡特征,到了唐代便以健康丰满的形态出现了。与那种超凡绝尘、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神情不同,唐塑拥有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高不可攀的神明变得关怀现世、可与请求。从雕刻技法上来说,出现了所谓“薄衣贴体”的表现方式。佛衣被刻划得极其轻薄,仿佛能触摸到肌肤和肉体,犹如湿水贴身一般。在造型上以丰满为美,很多出土的佛像甚至有肥硕之感,更突显了这个时代佛像雕塑的现实感。这与唐代盛行的“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顿悟成佛”到“呵佛骂祖”、从“人皆有佛性”到“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从“从凡入圣”到“从圣入凡”,禅宗的哲学在于“声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现实生活的美学在宗教艺术中得到了淋漓的体现。

  就在佛像艺术和绚烂的世俗生活紧密地结合之时,宋明理学的登场,终结了佛像雕塑艺术这场华丽的冒险,转而用刻板和规范化将其代替。纵观宋代之后的佛像作品,便能深切地感受到它们的空洞与无神。即使是体积极大,但精神全无。壁画和雕塑与前代相比毫无生气,概念化明显。北魏图案的活泼和跳跃、唐代图案的自由和舒展再也找不到了,剩下的只有一派清凉和呆滞。这让人想起宋代的理学,既没有迷狂的宗教激情,又失去了纯粹的名理思辨,重视的只是学问议论和伦常规范。唯一可说的大概在于此时雕刻技法的纯熟和洗练,菩萨像如同现实中的贵妇形象,雍容大度,装束华贵,一些金质佛像头戴花冠,中镶宝石并刻有繁复的蔓草图案,美丽高贵姿态自然,这都是宋代佛像的标准形象。

  哲学和艺术与壁画和雕塑相伴相随,在中国古往今来的哲学里,当现实照进理想,宗教和虔诚就这样从艺术的领域里渐渐隐去,剩下深入骨髓的理性和对现实生活的写照。

汉语系佛像——外来艺术的彻底汉化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日授《浮屠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与藏语系佛像的千佛一面不同,汉语系佛像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不同朝代具有鲜明的特征,造像风格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从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开始,佛教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最后在产生了中国化的禅宗后走向衰落。这一切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接受这种外来宗教到改造、消化并最终摆脱它的过程。中国人固守着自己的理性主义,这也是为什么这片土地上,不会产生印度教中梵天、湿婆那样极端恐怖神秘的神灵,而塑造出与现实生活相贴近的神佛造像的原因。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的佛像雕塑脸上那种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正是当时门阀贵族的审美体现。“秀骨清相,似觉生动,若对神明”便是那个时代佛像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在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中,尚存部分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让我们仍然可以直观地看到 “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这种飘渺形容背后的真实形态。

  伴随着隋唐王朝的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渐渐形成了与战火连绵的南北朝截然不同的美的典型。佛像雕塑的秀骨清像、婉雅俊逸明显消退,隋塑的方面大耳、质朴拙重等过渡特征,到了唐代便以健康丰满的形态出现了。与那种超凡绝尘、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神情不同,唐塑拥有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高不可攀的神明变得关怀现世、可与请求。从雕刻技法上来说,出现了所谓“薄衣贴体”的表现方式。佛衣被刻划得极其轻薄,仿佛能触摸到肌肤和肉体,犹如湿水贴身一般。在造型上以丰满为美,很多出土的佛像甚至有肥硕之感,更突显了这个时代佛像雕塑的现实感。这与唐代盛行的“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顿悟成佛”到“呵佛骂祖”、从“人皆有佛性”到“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从“从凡入圣”到“从圣入凡”,禅宗的哲学在于“声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现实生活的美学在宗教艺术中得到了淋漓的体现。

  就在佛像艺术和绚烂的世俗生活紧密地结合之时,宋明理学的登场,终结了佛像雕塑艺术这场华丽的冒险,转而用刻板和规范化将其代替。纵观宋代之后的佛像作品,便能深切地感受到它们的空洞与无神。即使是体积极大,但精神全无。壁画和雕塑与前代相比毫无生气,概念化明显。北魏图案的活泼和跳跃、唐代图案的自由和舒展再也找不到了,剩下的只有一派清凉和呆滞。这让人想起宋代的理学,既没有迷狂的宗教激情,又失去了纯粹的名理思辨,重视的只是学问议论和伦常规范。唯一可说的大概在于此时雕刻技法的纯熟和洗练,菩萨像如同现实中的贵妇形象,雍容大度,装束华贵,一些金质佛像头戴花冠,中镶宝石并刻有繁复的蔓草图案,美丽高贵姿态自然,这都是宋代佛像的标准形象。

  哲学和艺术与壁画和雕塑相伴相随,在中国古往今来的哲学里,当现实照进理想,宗教和虔诚就这样从艺术的领域里渐渐隐去,剩下深入骨髓的理性和对现实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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